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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字疗饥

 
 
 

日志

 
 

沈增植 王维诗  

2012-04-23 09:46:11|  分类: 上博展品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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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南山·太乙近天都》
王维

太乙近天都,连山接海隅。
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
 
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
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
 

沈增植(公元1850-1922)(一作曾植)字子培,号乙盫,浙江嘉兴人。生于清宣宗道光三十年,卒于民国十一年,年七十三岁。光绪六年(公元一八八o年)进士,授刑部主事。与李文田、袁昶最相友善。官至安徽布政使,乞病归。在官严拒苞苴,直声满天下。增植博极群书,躭史学,精佛典,亦工诗,陈衍谓其爱艰深,薄平易,有集传世。


 
编辑本段人物经历
  沈增植生于清宣宗道光三十年,卒于民国十一年,年七十三岁。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进士,官章京
  

神增植


道台提学布政使等,授刑部主事。与李文田袁昶最相友善。官至安徽布政使,乞病归.1901年任上海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监督(校长),改革旧貌,成绩卓著。在官严拒苞苴,直声满天下。
编辑本段艺术成就
  沈增植博极群书,躭史学,精佛典,亦工诗,陈衍谓其爱艰深,薄平易,有集传世。博古通今,学贯中
  

沈增植书作


西,以“硕学通儒”蜚振中外,誉称“中国大儒”。他也是书法大家。早精帖学,得笔于包世臣,壮年嗜张裕利;其后由帖入碑,熔南北书流于一炉。写字强调变化,抒发胸中之奇,几忘纸笔,心行而已。受到当时书法界的推崇,海内外求其字者颇多。沈曾植以草书著称,取法广泛,熔汉隶北碑章草为一炉。碑、帖并治,尤得力于“二墨”,体势飞动朴茂,纯以神行。个性强烈,为书法艺术开出一个新的境界。
  沈增植在临终前数小时仍握笔挥书,写成三联。甲联书于五尺白冷金笺上:“石室竹卷长三尺,山阴草迹编千文。”有陈散原冯梦华吴昌硕等39人题跋。乙联写在五尺宣纸上:“岑碣熊铭入甄选,金沙锈断肋薪纰。”题跋者有马一浮等16人。
  沈曾植的书法艺术影响和培育了一代书法家,为书法艺术的复兴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如于右任、马一浮、谢无量吕凤子、王秋湄、罗复堪王蘧常等一代大师皆受沈书的影响。
  书法艺术是书法家的自身涵养、文学功底、学问积蓄、学识个性和天赋、气质等贯融的表现。沈曾植作为一名大学问家,他的书法艺术日臻化境。评论家认为:“书法家的字求法;画家的字求趣;学者的字书卷味;碑学书家的字有金石气;帖学书家的字滋润丰腴肌理;唯寐叟翁(沈曾植)全有,故能兼美。”
  沈曾植的书法独树一帜,章士钊评其为“奇峭博丽”;沙孟海称他“专用方笔,翻覆盘旋,如游龙舞凤,奇趣横生”。
编辑本段作品欣赏
  

沈增植书作


  

沈增植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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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增植书札集萃

 

    沈增植,一作曾植(1850-1922),字子培,号乙盫,浙江嘉兴人。生于清宣宗道光三十年,卒于民国十一年,年七十三岁。光绪六年(公元一八八o年)进士,授刑部主事。与李文田、袁昶最相友善。官至安徽布政使,乞病归。在官严拒苞苴,直声满天下。增植博极群书,躭史学,精佛典,亦工诗,陈衍谓其爱艰深,薄平易,有集传世。
    沈增植博极群书,躭史学,精佛典,亦工诗,陈衍谓其爱艰深,薄平易,有集传世。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以“硕学通儒”蜚振中外,誉称“中国大儒”。他也是书法大家。早精帖学,得笔于包世臣,壮年嗜张裕利;其后由帖入碑,熔南北书流于一炉。写字强调变化,抒发胸中之奇,几忘纸笔,心行而已。受到当时书法界的推崇,海内外求其字者颇多。沈曾植以草书著称,取法广泛,熔汉隶、北碑、章草为一炉。碑、帖并治,尤得力于“二墨”,体势飞动朴茂,纯以神行。个性强烈,为书法艺术开出一个新的境界。  
    沈增植在临终前数小时仍握笔挥书,写成三联。甲联书于五尺白冷金笺上:“石室竹卷长三尺,山阴草迹编千文。”有陈散原、冯梦华、吴昌硕等39人题跋。乙联写在五尺宣纸上:“岑碣熊铭入甄选,金沙锈断肋薪纰。”题跋者有马一浮等16人。  
    沈曾植的书法艺术影响和培育了一代书法家,为书法艺术的复兴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如于右任、马一浮、谢无量、吕凤子、王秋湄、罗复堪、王蘧常等一代大师皆受沈书的影响。  
    书法艺术是书法家的自身涵养、文学功底、学问积蓄、学识个性和天赋、气质等贯融的表现。沈曾植作为一名大学问家,他的书法艺术日臻化境。评论家认为:“书法家的字求法;画家的字求趣;学者的字书卷味;碑学书家的字有金石气;帖学书家的字滋润丰腴肌理;唯寐叟翁(沈曾植)全有,故能兼美。”   
    沈曾植的书法独树一帜,章士钊评其为“奇峭博丽”;沙孟海称他“专用方笔,翻覆盘旋,如游龙舞凤,奇趣横生”。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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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增植其余墨迹

 

沈曾植的书学思想

    嘉道以后,由于大量古碑版器物出土,兴起了金石学,小学家金石家大量涌现,影响到书法领域,更是书风为之一变,出现许多擅长写碑风格的书家,如洪亮吉、孙星衍、桂馥、伊秉缓、何绍基、邓石如、赵之谦、吴让之等等。与此相呼应的是书学界则出现阮元的“北碑南帖说”,提倡学碑。再经包世臣的阐扬,蔚然成风。至清末康有为一出,尊碑抑帖之说臻于顶点。风气使然,沈曾植也主攻北碑。值得一提的是沈曾植在戊戍变法后,曾力劝康有为著《广艺舟双揖》。由于康有为的影响力和《广艺舟双揖》一书的煽动性,把当时康有为周围的一些思想给淹没了。
  沈曾植自认为书学优于书功,遗憾的是他未能像康有为那样写出较为系统的著述。现在所能见到的仅《海日楼题跋》、《寐叟题跋》及给一些友人的信札中的片言只语,多为有真知灼见的经验之谈。
  沈曾植书学思想前后经历了几个阶段的变化:早年受包世臣的影响,骂信黄小仲的“始艮终乾”和包氏的“中画圆满”之说,于用笔的方法用力甚多,对唐代的张怀瓘《药石论》中的“一点一画,意态纵横,偃亚中间,绰有馀裕”最为心仪。中年由帖入碑,嗜张裕钊的书法,对《张猛龙碑》、《高湛墓志》、《敬使君碑》等碑非常推祟,于结体注意颇多。光绪壬寅以后,他渐渐地将精力转到书画上面。但那时他对帖有些生疏,在《旧拓圣教序跋》中自认为“性乃不近”,可推知其心绪了。晚年则碑帖相融,讲究会通,沉
  潜于古今媲变之理,持论精微,常发前人未发之论,如他在给门人谢凤孙的信中提到“冬心开顽伯之先”;又如他在《菌阁琐谈》中提到“李斯亡篆以简直,中郎亡隶以波发”;又如在《护德瓶斋涉笔》认为,“西汉未隶石刻间杂为正书”;又如称金文中的楚人书,到《校官碑》。到王大今,“吴、会书自有一种风气,略近中郎,而益畅上风。《谷朗》、《爨碑》,皆其遗韵”;又如他认“李怀琳之《绝交书》、孙虔礼《书谱》,皆写书之变体,其源出于《屏风帖》。”等等。
  沈曾植为学兼及汉宋,于书学既重考证及相关的历史渊源关系,亦注重书法形质与情理的体会了解。他留下来的有关书法题跋大多属于考证辨别碑帖源流的札记,从中还是能看到较为系统独到的书学观点。在重历史渊源关系方面,于下面诸跋中可以看出:
  上虞罗叔祖影拓□氏旧本,.此是真面目,笔意风气,略与《刘玉》、《皇甫鳞》相近,溯其渊源,盖《中岳北岳二灵庙碑》之苗裔。一一《张黑女墓志跋》
  昔尝谓南朝碑竭罕传,由北碑拟之,则《龙藏》近右军,《清颂》近大令。盖一则纯和萧远,运用师中印,而全泯其迹,品格在《黄庭》、《乐毅》之间;一则顿宏激昂,锋距出《梁鸽》,而益饰以文,构法于《洛神》不异也。一一《张猛龙碑跋》
  北碑楷法,当以《刁惠公志》、《张猛龙碑》及此铭为大宗。《刁志》近大王,《张碑》小王,此铭则由擫外拓,藏锋抽颖,兼用而时出之,中有可证《兰亭》者,可征《黄庭》者,可证淳化所刻山涛、庚亮诸人书者,有开欧法者,有开褚法者。盖南北会通,隶楷裁制,古今嬗变,胥在于此。一一《敬使君碑跋》
  在重书法形质与情理的体会了解方面,亦多具创见。如在《王珣贴跋》中认为“《伯远帖》墨迹,隶笔分情,剧可与流沙简书相证发,特南渡名家,韵度自异耳。”指出南北书法有相同之处,惟六朝江南名土尚韵风气更甚些,此说颇合史实。又如在《松江急就章跋》中认为“松江《急就》决为唐临不疑,有讹略之迹,而无讹略之情也。推迹以知情,是在善学者。”此说体现了他的疑古精神,“推迹以知情”即是他的持论方法。又如他在《多宝塔碑跋为谢复园题》中认为“鲁公书源本出殷氏父子,后得笔诀,困法河南,所调厌家鸡欣野资者耶?然如此砷结体,固不能与《裴镜民碑》绝无瓜总也。此拓梢绝,于用笔劲媚处,点画紫拂,绰绰可寻,绝非剜后秃木者可比。”此跋极精到,非有书法家之义本事、真眼光者,不能悟解。所谓真本事、真眼光者,即是能想象到古人的书写状况,处于同一境界,神与之游,发而为论则无隔阂。沈曾植在这方面要比康有为高明许多,宋代苏东坡成自豪地说:“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此话若移作沈曾植的话,也是非常贴切的。
  沈曾植对书法形质与情理的体会了解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重势,如在《蔡氏分法即钟氏隶法》中提到:““固非修短纤浓,波点相资,无以呈其意势。”又如在《论行楷隶篆通变》中认为:“篆参隶势而姿生,隶参楷势而姿生,此通乎今以为变也。篆参籀势而质古,隶参篆势而质古,此通乎古以为变也。”这就是他独到“异体同势、古今杂形”观,在清季碑学运动中属于新理妙发。二是重形,如他认为“逸少学钟书,最胜处可证得于势巧形密。”又如他认为“《入山帖》瘦质处可证《化度》,可通草书《千文》。”又如他对卫恒《书势》中“修短相副,异体同势,……纤波浓点,错落其间”这十六字相当推崇,其晚年书法风格正是如此。三是重笔,他对卫恒《书势》中的“奋笔轻举,离而不绝”一语非常认同,于用笔的提按起伏、藏锋油颖体悟甚多。他多次提到李斯亡篆以简直、蔡邕亡隶以波发,观照他晚年作品中翻腾的用笔,约略可以推想。他还认为钟繇用笔最曲,王献之最直,王羲之曲直相宜。钟繇的曲对他晚年书风的形成是至关重要的,这与他为学雅尚险奥,清言见骨相一致的。
  1980年,沙孟海先生在《书谱》杂志上提出“碑跋的写手与刻手问题”,引起书学界的广泛讨论。关于这个问题,清季书家大多未注意及之。梁 评唐《兖公颂》时,曾提出“字画失度处缘刻手不精耳”。之后的包世臣、赵之谦、康有为都未看透北碑背后的刻手因素,但沈曾植法眼独具,较早地注意到了碑版的刻手问题。如他在《王基碑跋》中提到“刻手精工,遂令使转笔势,突然毕露”:在北魏《燕州刺史元踢墓志跋》中提到:“逆锋行笔颇可玩,惜刻工之拙也”;在北齐《使持节都督元贤墓志跋》中认为“刻手太粗”;在北魏《乐安王元绪墓志跋》中认为“刻工草草”;在《临淮王元彧墓志跋》中认为“此书甚工,刻乃不称”:在隋《杨厉墓志跋》中认为“书道至此,南北一家矣,惜刻工拙耳”。不仪如此,他对拓本的精确与否也十分关注,如他认为《国学本定武兰亭》“极圆润,而未免轻弱。然刻手极精,纤锋华见”:认为《旧拓定本兰亭》“刻工亦颇能传之,殆非天水时代良工不办山”:认为《式古堂法帖》“模刻不精,逐致略无神采”;认为《墨池玉屑本》“宛如手书,其墨色拓工俱绝。……锋颖丰利,真能以刀代笔”;认为《丰存礼小楷普门晶》“书法谨严,刻尤精绝”等等。沈曾植晚年之所以碑帖于一炉,与他能敏锐地感觉到砷帖背后刻手问题有着大的关系。
  晚清整个社会都在求变求新以自强。沈曾植书法以占为变.以古为新,翻覆盘转,新意十足。历史上,米芾、赵左钍且怨盼碌某晒κ导摺I蛟苍诟派环锼锏男胖性赋觯骸拔岢⒁愿笙律蒲Ч湃宋豢杉埃航窈鲈唬阂粤俟盼蟛。嘶梁我?来屏有使转而无点画,即使转办单薄寡昧,如此便是自寻贱落矣,如何?米元章终身不离临摹,褚公亦然,上至庚亮、谢安石,办有拟法。鄙人临纸,一字无来历,便觉杌不安也。”但沈曾植的复古意识与米芾、赵孟睢⒍洳热吮冉掀鹄矗故呛苡刑氐恪C住⒄浴⒍垂乓哉匙悦悖嵌王不学,以取晋药为主,非“相杂文生”。所以,他们的书学思想中很难见到诸如沈曾植所主张的“异体同势”、“古今条形”、“中画圆满”、“分画中虚”这些内容。孙过庭所谓“古质而今研”,沈即是研了,更注重书法形式上的变化,注重参势而姿生的结果。
  沈曾植之所以能独树一帜,除了上述的种种鲜明的见解外,还具有一颈勇猛精进的心。他在书学上没有像包世臣那样钻牛角尖,而是主张古今融合,南北相济,以期相生相发的境界。在实践上,他非常大胆地运用“抽锋”、“卧笔”之类的手段,如果用正统的眼光来看,觉得有些偏胜;如果用新理异态的效果来看,恰到好处。成就与吴昌硕相伯仲。融汇碑帖之学,博取厚积,开拓了行草书的发展道路,丰富了碑学的表现力,代表着碑学的发展高度。
  学识淹博,精研西北史地。书法融合汉隶、北碑、章草为一炉,自成面目。谈中国五十年来书法者,巍然为一代宗师。间作山水小幅,淡雅有韵致,惟不多作。卒年七十一。着海日楼诗。
  自古以来,历代皆有人龙翘楚,为一时风习之始作佣,或为人文盛事推波澜,领袖群伦,沾溉四方。晚清之沈子培,即此等人物。其所交游,陈散原、王国维、余肇康、罗叔言、张元济、郑孝涉、章一山、马一浮、诸贞壮、胡朴安等,皆一时硕学;其所友,曾农髯、翁同觎、播祖荫、吴昌硕、李瑞清;其所启者,便有风云人物康有为;其所教,便有沪上王蘧常等四十余子。不只中国前清遗老尊崇有加,便东瀛学人亦曾称誉其为“中国大儒”。                          (佚名)

 

王国维开罪沈曾植
    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王国维与沈曾植的交往向来被传为佳话。王国维的名篇《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把沈曾植捧到了天上。连日本人铃木虎雄都说,王国维很少赞誉什么人,惟独对住在上海的沈曾植,“推许其学识既博且高”。可以这样说,沈曾植的文名,虽不是王国维吹出来的,却与王的揄扬大有关联。然而,令人大跌眼镜的是,两个人也曾闹过别扭,而且闹得颇伤感情。

  沈曾植是个非常博学的旧派学者。1915年4月中旬,由于罗振玉的关系,39岁的王国维与65岁的沈曾植在上海相识。据悉,沈曾植曾经对王讲:“天下书痴,唯我辈耳。”两个书痴遇到一处,自然非常快活。王国维不仅从沈曾植那里读到一些罕见的古籍珍本,为沈氏编辑诗稿,而且通过聊天,受到诸多启发,直接促成了一些学术论著的写作。例如,1916年2月,缪荃孙与王国维谈到清代音韵学家江有诰的《音学书》,恰好沈曾植藏有此书,王即借来阅读。另据1916年12月20日王国维致罗振玉函,王国维的《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就是在与沈曾植聊天的基础上完成的。王国维并在该书的自序中说:“方伯音学上之绝识,与余一得之见合于方伯者,乃三百年来小学极盛之结果,他日音韵学之进步,必由此道。”足见其对沈之推重及自负之深。不过,对沈曾植来说,学问已属自娱之事,所以很少动笔著述。王国维却是有心人。他不仅及时把两人的谈话内容记录整理出来,还根据自己的见解予以裁断,扬弃其“奇突”者,写成专著。从这个意义上讲,王国维确实强化并扩大了沈曾植的学术地位。

  但是,由王国维1918年12月3日致罗振玉手札可知,王国维与沈曾植之间绝非仅有愉快的聊天,而是同样伴随着诸多龃龉和别扭。

  事情发生于1918年12月初。据王国维说,当时沈曾植将一些贵州汉刻资料交他审阅,以便拿去翻印。王读后发现,全是赝品,便交给喜欢翻印这些东西的好朋友邹安(景叔,号道庐)看。邹了解到是假货,即退给王国维,表示不愿意翻印。王国维于是又把这些东西交还给沈。但是,怎么对沈曾植交待呢?王国维感到为难:说假话,显然不可;直言其伪,对方又可能不高兴。于是,他采取了一个折中手段,委婉地对沈说:“有人说这些东西是赝品,我从文章上看,也觉得有未妥处。”沈曾植一听,果真就不高兴了,沉默着,一句话没有说。又过一会儿,两人聊到两位日本汉学家,沈便话中带刺地影射说:“日本人尚知敬重老辈,今中国北京已非昔比,上海人则更骄,如汉刻一事,彼辈竟断定为伪。余因知上海评价书画皆由掮客把持,学术亦由一种人把持内,学术上之物非由彼辈出者,皆斥为伪也。”这显然是对王国维不满了。王国维不好说什么,“仅敷衍,少时而去”。

  不过,王国维心里却感到很不痛快。他对罗振玉说:今后,沈氏那里“虽不能不往,将视为畏途矣。”事情并未就此结束。王国维在信中对罗振玉又谈起三件事,以排泄自己的郁闷和委屈。

  第一件:“当《浙江通志》初修之时,先生柳下惠则可,我则不可,一言之,大触其忌”。1914年,浙江省修《浙江通志》,聘沈曾植为总纂。其后,沈曾植聘朱祖谋、张尔田、王国维等为分纂。孔子曾经说:“臧文仲其窃位者与,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左传》又记孔子的话说,臧文仲做了三件不仁义的事,其中一件是“下展禽”,亦即“使展禽屈居于下位”。展禽就是柳下惠。王国维的意思大概是说,沈曾植委屈了他,给他的职位太低,却又不许他表示不满。

  第二件:“维之就哈园而不能兼办《通志》,亦其一因。”哈园,即英籍犹太人哈同(Silas Anron Hardoon,1850-1931)之宅,俗称哈同花园。王国维自1916年春开始,在哈园工作达七年之久,邹安就是他在哈园的同事(也是同乡)。王国维在哈园是本职,修《浙江通志》乃属兼差。他觉得,沈曾植对自己不能专心修志也有所不满。

  第三件:“即维今岁辞大学之招,恐亦为所深悉。”据悉,在哈园期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曾委托马衡邀请王国维去北大任教,王国维犹豫不决,便征求罗振玉的意见,罗要他听听沈曾植的看法。沈认为,应该接受北大之聘。但是,王国维最终却没有应聘。

  从上面所牵连出的三件事,可以看出王国维的神经是多么脆弱和敏感。后来,他自沉于湖,不能说不与这种脆弱和敏感的神经相关。而且,他还预支了一件对沈曾植的不满,说他给徐乃昌(积余,号随安)的《随庵吉金图》写了一篇序,“此书出后,此老又必生妒”。

  据悉,1918年12月,王国维改定《唐韵别考》、《音学余说》二书,合在一起,署名《声韵续考》,请沈曾植作序。可是,序未成而原稿却被沈氏遗落。这件事,大概也很让王国维不满。他在12月21日致罗振玉的信中说,作序这种事,是沈曾植所乐意做的。词气之间,大有“当面输心背面笑”的意味。

  不管怎么说吧,王国维感觉自己的自尊受到了极大伤害。他甚至说出了“因疑生畏,触目皆是幻影”,“因缘际会,皆为罪状”,“非精神异常,又何至于此!”一类过于情绪化的语言。可见,王国维的愤懑已经到了极点。在其心目中,沈曾植已经和“神经病”差不多了!

  可是,就在两人闹别扭之后三个多月,也就是1919年3月,沈曾植七十寿诞,王国维撰写了著名的《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说沈某“趣博而旨约,识高而议平,其忧世之深,有过于龚魏(龚自珍、魏源),而择术之慎,不后于戴钱(戴震、钱大昕),学者得其片言,具其一体,犹足以名一家,立一说,其所以继承前哲者以此,其所以开创来学者亦以此,使后之学术变而不失其正鹄者,其必由先生之道矣!”1922年11月,沈曾植在上海病逝,王国维撰《挽沈乙老联》写道:“是大诗人,是大学人,是更大哲人,四照炯心光,岂谓微言绝今日;为家孝子,为国纯臣,为世界先觉,一哀感知己,要为天下哭先生。”对沈曾植深有研究的著名学者钱仲联先生指出:“王氏的这个概括,虽然对沈氏的学术面目作了一些基本的勾勒,但对沈氏的整个评价却有过分推崇之处。”

  钱锺书先生讲过一段名言:“历史上很多――现在就也不少――这种不很合理的事例。更确切地说,很不合学者们的理想和理论的事例。这些都显示休谟所指出的,是这样(is)和应该怎样(ought)两者老合不拢。在历史过程里,事物的发生和发展往往跟我们闹别扭,恶作剧,推翻了我们定下的铁案,涂抹了我们画出的蓝图,给我们的不透风、不漏水的严密理论系统搠上大大小小的窟窿。”王国维与沈曾植之间的睚眦,为钱先生这段话作了很好的注脚。

  当然,王、沈之间的关系,并未因闹别扭而破裂。事实上,1921年8月,沈曾植还曾手书杜甫诗句于扇上赠给王国维,沈并于诗后题跋。次年四月,王国维又手书沈曾植1915年还家杂诗四章以俪之。只是,当我们看到历史非常顺畅理想的那一面时,也该看到不那么顺畅理想的一面。

  需要补充的是,1917年7月,沈曾植曾参与张勋复辟活动,并亲赴北平,担任所谓的“学部尚书”。沈的这类政治活动,是背着王国维进行的。当时,王国维到沈家串门,沈已北上,沈家人却托称沈某到苏州去了。问何时返回上海,沈家只答还须耽搁一段时间;问与何人同去,则云朱某。可见,在政治上,沈曾植并不信任王国维。他们的关系,大体以学术为限。          (李洪岩)


没有沈曾植就没有王国维  
  山东人李瑞明,研究嘉兴乡贤沈曾植整整10年。虽说缘起他的博士毕业论文,但10年时间,埋头故纸堆里与沈曾植“相伴”,李瑞明不知不觉被这位老人所吸引。
  “雅人深致”,不仅是沈曾植的诗学观点,也是李瑞明对于这位清末民初的“博学通儒”最深切的理解。
  沈曾植何人?恐怕很多嘉兴人的印象中只有在嘉兴市区的“沈曾植故居”。
  2002年“五一”假期,在上海读书的李瑞明来嘉兴参观沈曾植故居,“看看沈曾植的生活世界。”沈曾植生于1851年,清光绪六年进士,清亡后以遗老寓居上海,直至1922年去世。他是晚清民初“同光体”诗学的代表人物之一,而其学问,我们另一个乡贤、“国学大师”王国维曾说:“学者得其片言,具其一体,犹足以名一家、立一说。”
  李瑞明何人?嘉兴学院文学院文艺理论教师,华东师大中国文学批评史博士生。2003年毕业后到嘉兴学院工作。“当初研究沈曾植,是完成导师的研究方向。导师说,你就研究沈曾植吧。”于是,沈曾植一直“陪伴”了他近10年。“其实,我研究的主要是近现代诗学,沈曾植是我第一个研究对象,因为他是‘同光体’诗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李瑞明解释说,“沈曾植是条线索,不搞清楚他,近代诗学就不能理清楚。”  
  记者:王国维如此推崇沈曾植,但历史进程走到现在,我们只知有“国学大师”王国维,却不知还有个“博学通儒”沈曾植。这是什么原因呢?
  李瑞明:其实,王国维和沈曾植是很有渊源的。王国维在日本时就知道有沈曾植这个人,1915年他回国后定居上海,当时沈曾植作为遗老,也定居上海。王国维就每天到沈曾植家里聊天,一直到1922年沈曾植去世。
  1915年后,王国维的学问进入大发展时期。沈曾植比较“懒”,不愿意写东西,只是说,而王国维听后有感触,就回去写成文章——他们是师友关系,王国维当沈曾植是老师,沈曾植把王国维当朋友。可以说,没有沈曾植就没有王国维。
  但,后人只知王国维,不知沈曾植。即使文学史上有提及沈曾植,也是代表“封建”、“落后”、“没落”的。这里有历史原因。其实,不要说后人,就是当时活着的人也把沈曾植忘记了。一个原因是,沈曾植的诗歌很晦涩难懂,阻碍了沈曾植诗学思想的传播,后人评价他的诗是“诗中一厄”,一般人看不懂,但其实他的思想内容相当丰富;另一个原因是,沈曾植是保皇派,在一个激进为主的时代里,保皇派是不受重视的。
  王国维对沈曾植的定位是“承前启后”,他是近代学术与现代学术过渡的关键性人物。  
  记者:你花了10年时间研究沈曾植,现在是否能说心中有一个完整的沈曾植形象?
  李瑞明:2003年毕业时,我是“识之二三”,现在也只能说“识之三四”。如果让我用几个词来形容他,我会说“大学者”、“大诗人”、“大书法家”。
  沈曾植有个奇怪的现象:他所有的思想是在1919年前后形成的,但他在所有著述中没有谈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当时他又在上海——他提到了马克思、无政府主义、宪政主义……由此可见,他是能感受时代思潮变化的,在治学上并不保守。
  其实,沈曾植那一代人是有操行、有理想、有实干精神的。近代人表面上是谈文学的,但文学的背后还有更大的东西,这可能是因为他们的目的是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李鸿章说:“近代社会,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的变化。”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就是“中国到底有什么”,当时是中国文化开始进行自我梳理、自我定位、自我发展的重要时期,开始有觉醒意识,沈曾植这批人已经考虑中国的自我定位与发展问题。  
  记者:您认为研究近代诗学,要从沈曾植入手?
  李瑞明:近代文学最值得研究的是“同光体”,它表面上是说文学的话题,但其背后有更大的道德问题——“同光体”的诗学观念是对儒家文艺观念的再发现。沈曾植是“同光体”诗学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诗学观念“三关说”是带有原创性的,代表了当时一种新的文学范式和文学走向。他将诗学不但作为文学艺术来表达,而且是与当时的思想、艺术潮流、哲学观念等共同来看的。
  沈曾植是一条线索,如果不研究沈曾植,近代诗学整体来说是模糊的。从沈曾植的家族渊源来看,他的家族在近代历史上也比较特殊。他的祖父曾经做过考官,林则徐、曾国藩、
  张之洞等是他祖父最著名的门生——在近代史上,这是一条潜在的隐线。
  当时,中国近代学术发展已经有“汉宋融合”的趋势,他的祖父当时已经开始在学术上体现这种趋势。而受祖父影响的沈曾植的学术特点,主要就是“汉宋融合”,但以程朱理学为主——现代人很难想象他的阅读量,道教、佛教文献,经史子集、道藏、目录学、书法、绘画、法律、边疆地理……他的阅读量是我们无法想象的。他说的每一句话背后,都有大量的文献作为支持,所以见解非常精辟。
  其实,近代“同光体”诗学跟“五四”文化有着内在联系:“同光体”诗学重理性精神,重人的主体精神,走的是“精英路线”,而“五四”文化重平民化。它们都同样人性化,具有启蒙精神。传统和现代是不对立的。有学者认为:我们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把最近的资源放弃掉了。
  记者:沈曾植是嘉兴人,他与嘉兴的关系紧密吗?
  李瑞明:沈曾植在北京长大,不会说嘉兴话。1898年他母亲去世时,他将母亲的棺材从北京护送到嘉兴。在嘉兴呆了不到两个月,就被张之洞请到武昌做事——这在传统上是不允许的。
  1911年辛亥革命前,沈曾植来嘉兴,最多呆过半年时间。辛亥革命爆发后,也就是1912年,他到上海定居。在他去世前的10年时间,他几乎每年清明节前后都来嘉兴扫墓,每次都有诗歌记录这个过程——在他的诗集中叫《还家杂诗》,组成了一个系列,是很有特点的一个方面。
  沈曾植在嘉兴有书阁,叫“东轩阁”,采用的是陶渊明的诗句,他以陶渊明为榜样。他在上海的居所取名“海日楼”,也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它是采用唐代诗句“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寓意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表明他不是悲观的,对未来是充满了理想的。  
  记者:您在嘉兴研究这位嘉兴乡贤,当时有没有考虑到将自己的研究纳入到嘉兴本土名人研究的打算?
  李瑞明:我的研究原先没有和嘉兴文化联系,但精神上有沟通。对当地文化名人的了解能再现出地方文化的特点,形成一种新的地方文化认同与文化意识,能够建立一个有生活意义的文化空间,这是现代社会的一个走向:让文明贴近生活,让文明走向大众。
  沈曾植与现代违背的地方就是他不能被大众化。从现在的文化表现来说,是被淘汰的,因为他无法进入人的记忆中。
  现在,嘉兴是有这么一批人在进行地方文化研究,但是我觉得还没有形成良好的运作方式,哪怕形成一个松散的形式——比如一个学会,都会对现状有很大的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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