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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摩无法与梁武帝沟通的关键  

2011-10-26 10:55:39|  分类: 《什边地》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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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现于敦煌、撰于公元774年的《历代法宝记》,和唐人的《圆觉经大疏钞》都有达摩与梁武帝会晤的记载。梁武帝曾自负地问达摩:我做了这些事有多少功德?达摩却说:「无功德。」武帝又问:「何以无功德?」达摩说:「此是有为之事,不是实在的功德。」武帝不能理解达摩批评他的作为仅仅是华丽的空洞。

然而达摩是否真的见过梁武帝这个问题,却有了争议。胡适在《菩提达摩考》和《书菩提达摩考后》两篇文章中,根据唐初道宣的《续高僧传》中有关达摩「初达宋境南越」的记载,认为他到达宋境时,梁朝显然还未建立,所以从时间上来看,菩提达摩不可能与梁武帝有过会晤。而且《续高僧传》和《楞伽师资记》作为南北朝佛教大事的信史,其中却均未见有梁武帝与菩提达摩晤见的记载,而有记载的,则有日本最澄《内证佛法相承血脉谱》所引的《传灯记》;敦煌写本《历代法宝记》,宋悟明的《联灯会要》,但它们的出入太多,近于虚诞,所以他认为不可信。

冯友兰等人则认为:「宋境南越」,是泛指中国南方地区,是地域概念而非时间概念,从而认为达摩见到梁武帝是可能的。

各种记载对于达摩来华的时间都不一样,那么,从时间跨度上来说,如果说达摩到达「南越」时确实是「宋境」,那么,古人从遥远的「宋境南越」,用上很长时间,走到以后的梁朝的金陵,也是可以接受的,而且他要一个人在中国游历,先了解这里的文化和语言,调研一下本地佛教的发展情况,都是必要和要花很多时间的。所以从南朝宋亡的479年,甚至更早一些,到梁武帝502年称帝,他才从「南越」来到金陵,也是可能的。

《楞伽师资记》中的禅宗之祖为:第一,求那跋陀罗,为《楞伽经》之翻译者,第二,菩提达摩。第三,惠可,一直至神秀为七世。而《高僧传》说:求那跋陀罗是刘宋元嘉十二年(公元435年)泛海到达广州的,住在云峰山的云峰寺,然后到了金陵,至公元468年圆寂。而达摩来到了这里的时间《羊城古钞》的记载是普通元年(520年);《竺氏家谱》记载说:达摩的二兄功德达奚是在普通七年(526年)来广州寻他兄弟达摩的;加上《五灯会元》等书的记载,达摩来华的时间,在520年至527年之间,也就是梁武帝普通年间。从时间上来看,虽然离刘宋朝已经较远,但达摩家族在广州经商已非止一代,达摩在这之前曾经来过还是完全可能的。

达摩对梁武帝说的,圣谛第一义是「廓然无圣」,是要他跳出有、凡、圣的窠臼,但梁武帝还是不明白佛法的无相之说,继续问:「对朕者谁?」所以达摩只好说:「不识。」然后渡江北上了。长江岸边多芦苇,秋天收割后常常会被垛起来,利用潮水运近岸来。达摩大概就是坐了这种危险易散,而仅容一人的芦苇筏子过了长江,所以有了「一苇渡江」的传说。

梁武帝对佛教的虔诚,《梁书》等正史上都有记载,他所主持编译的佛经就有数百卷之多,境内修建、供养的佛寺也成百上千。他还颁布《舍道诏》,将佛教推崇到最高的位置,宣布佛教为国教。不少像达摩这样的外国僧人慕名而来,受到他的热情接待是可想而知的。见了他们,想得到一句「功德无量」的虚赞,也是情理中事,所以他很自然就问了:自己做了那么多事「有何功德?」没想到达摩的禅学,已经与江南佛学的玄学和反对自以为是的刻意「有为之善」的理论相结合,所以他主张的是「罪福并舍,空有兼忘」,那么梁武帝所做的一切,在他眼里自然就是不能提起,也不值一提的了。六祖慧能说得很清楚:「造寺度僧,布施设斋,名为求福,不可将福便为功德。功德在法身中,不在修福。」梁武帝无非是企图利用他的权势,替自己交换一些自我安慰的福报而已。

如此,念念不忘自夸的梁武帝,怎么能容忍「并无功德」的评价?于是,他们就自然要「理不契机」,谈不拢了。

原载香港《文汇报》2010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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