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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字疗饥

 
 
 

日志

 
 

欒城遺言  

2011-10-25 23:37:20|  分类: 藏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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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宋笔记作“欒城先生遺言”)

【宋】蘇  籀 撰

 

    苏籀其人

  苏籀(一○九一—?)(生年据《乐城遗言》:「籀年十有四,侍先祖颖昌,首尾九年」推定),字仲滋,眉山(今属四川)人,侨居婺州(今浙江金华)。辙孙、适子。以祖荫补陕州仪曹掾,曾入转运使幕。徽宗宣和四年(一一二二),为迪功郎(苏迟《苏仲南(适)墓志铭》)。官南剑川添差通判(明嘉靖《延平府志》卷七)。高宗绍兴三年(一一三三),以右宣义郎为大宗正丞(《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六八)。十四年,为将作监丞(同上书卷一五一)。十九年,以左朝奉大夫为台州添差通判(《嘉定赤城志》卷一○)。三十年前后尚在世。有《双溪集》十五卷、《乐城遗言》一卷。事见集中有关诗文,《敬乡录》卷七、《宋史翼》卷四有传。  苏籀诗,以影印文渊阁《四车全书·双溪集》为底本。参校明抄残本(简称明抄本,存一至九卷,藏北京图书馆)、《粤雅堂丛书》所收咸丰元年刊本(简称粤雅堂本)。辑得集外诗一首,附于卷末。  双溪集  八卷(浙江朱彝尊家曝书亭藏本)  明杭淮撰。淮字东卿,宜兴人。宏治乙未进士。官至南京总督粮储右副都御史。与兄济并负诗名。与李梦阳、徐祯卿、王守仁、陆深诸人递相唱和。其诗格清体健,在宏治、正德之际不高谈古调,亦不沿袭陈言,颇谐中道。此本乃其弟洵所编,为朱彝尊曝书亭旧藏。卷末有彝尊手题两行,称“康熙辛巳九月十九日,竹垞老人读一过,选入《诗综》一十四首”。各诗内亦多圈点甲乙之处,盖其辑《明诗综》时所评骘。今《诗综》本内所录淮诗篇数,并与自记相同。中如《打牛坪诗》第三联,原本作“碧障自雲生”,而彝尊改作“蔓草自春生”;《王思槐过访诗》第三联,原本作“野竹过墙初挺秀”,而彝尊改作“挺拔”,亦间有所点定,皆较原本为善。且称“其诗遒炼如茧丝,抽自梭肠,似涩而有条理。五言尤擅场”,持论亦属允惬云。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十 雜家類三 雜説之屬
  欒城遺言
  提要
  臣等謹案:《欒城遺言》一卷,宋蘇籕撰。籕字仲滋,眉州人,轍之孫,遲之子也。南渡後居婺州,官至監丞。籀年十餘嵗時,侍轍於潁昌,首尾九載,未嘗去側。因録其所聞可追記者若干語以示子孫,故曰遺言。中間辨論文章流别,古今人是非得失,最為詳晰,頗能見轍作文宗旨。其精言奥義,亦多足以啓發來學。惟籕私於其祖,每陰寓抑軾尊轍之意,似非轍之本心。又謂吕恵卿王安石之隙起於《字説》及《三經義》,核之史傅,亦非事實。至謂轍母夢蛟龍伸臂而生轍,引孔子生時二龍附徵在之房為比,又襍載轍崇寧丙戌夢見王介甫事,尤為失之誕妄。特籕親承祖訓,耳濡目染,其可信者亦多,究非影響比也。
  乾隆四十五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 臣紀昀 臣陸錫熊 臣孫士毅
  總校官 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欒城遺言   (宋)蘇籀 記
  公言:“春秋時,先王之澤未遠,士君子重義理持節操。其處死生之際,卓然凜然,非後世之士所及,蓋三代之遺民也。當時達者,語三代遺事甚多,今捨此無以考證。”
  公為籀講老子數篇,曰:“髙扵孟子二三等矣!”
  公言:“伊周以道德深妙得之,管葛房杜姚宋以才智髙偉得之,皆不可窺測。”
  公解《孟子》二十餘章,讀至浩然之氣一段,顧籀曰:“五百年無此作矣!”
  公言:“仲尼春秋或是令丘明作傳以相發明。”
  公常云在朝所見:“朝廷遺老數人而已,如歐陽公永叔、張公安道,皆一世偉人。蘇子容、劉貢父博學强識,亦可以名世。子幸獲與之周旋,聽其誦説,放失舊聞多得其詳實。其扵天下事,古今得失,折衷典據甚多。”
  東坡與貢父會,語及不獲已之事,貢父曰:“充類至義之盡也。”東坡曰:“貢父乃善讀孟子歟!”
  公試進士河南府,問:“三代以禮樂為治本,刑政為末,後世反之。儒者言禮樂之效與刑政之敝,其相去甚遠。然較其治亂盛衰,漢文帝、唐太宗,海内安樂,雖三代不能加。今祖宗法令脩明,求之前世,未有治安若今之乆者。然而禮樂不如三代,世之治安不在禮樂歟?”河南士人皆不能喻此意。司馬温公問:“如此發策,亦自有説乎?”公曰:“安敢無説。”溫公黙然。既而見文定,文定曰:“策題,國論也。”蓋元豐間流俗多主介甫説,而非議祖宗法制也。
  公言:“歐陽文忠公讀書,五行俱下。吾嘗見之,但近覷耳,若遠視何可當。”
  公曰:“吾為春秋集傳,乃平生事業。”
  公年十六為夏商周論,今見扵古史,年二十作詩傳。
  公言先曽祖晚嵗讀易,玩其爻象,得其剛柔、遠近、喜怒、逆順之情,以觀其詞,皆迎刃而解。作易傳未完,疾革,命二公述其志。東坡受命,卒以成書。初,二公少年,皆讀易為之解説,各仕它邦。既而東坡獨得文王伏羲超然之旨,公乃送所解予坡,今蒙卦猶是公解。
  公少年與坡公治春秋,公嘗作論明聖人喜怒好惡,譏公榖以日月土地為訓。其説固自得之元祐間,後進如張大亨嘉父亦攻此學,大亨以問坡,坡答書云:“《春秋》儒者本務,然此書有妙用,學者罕能領會,多求之繩約中,乃近法家者流,苛細繳繞,竟亦何用。惟丘明識其用,終不肯盡談。微見端兆,欲使學者自求之,故僕以為難,未敢輕論也。”
  公自熙寧謫髙安,覽諸家之説為集傳十二巻。紹聖初,再謫南方,至元符三易地,最後卜居龍川白雲橋,集傳乃成。歎曰:“此千載絶學也!”既而俾坡公觀之,以為古人所未至。
  公言:“東坡律詩,最忌屬對偏枯,不容一句不善者。古詩用韻,必須偶數。”
  公曰:“吾莫年扵義理無所不通,悟孔子一以貫之者。”
  東坡幼年作《却鼠刀銘》,公作《缸硯賦》,曽祖稱之,命佳紙脩寫,裝飾釘扵所居壁上。
  公曰:“子瞻之文竒,予文但穩耳。”
  公曰:“吾讀楚詞,以為除書。”
  公在諌垣論蜀茶,祖宗朝量収税,李■〈木巳〉、劉佑、蒲宗閔取息初輕,後益重,立法愈峻。李稷始議極力掊取,民間遂困。稷引陸師閔共事,額至一萬貫。陸師閔又乞額外以百萬貫為獻,成都置都茶場。公條陳五害,乞放搉法,令民自作交易,但収税錢。不出長引,止令所在場務據數抽買博馬茶,勿失武傋而已。言師閔百端凌虐細民,除茶遞官吏養兵所費,所収錢七八十萬貫,蜀人泣血無所控告。公講畫纖悉,曲折利害昭炳。時小吕申公當軸,歎曰:“只謂蘇子由儒學,不知吏事精詳至扵如此。”公論役法尤為詳盡,識者韙之。
  公曰:“李德裕謫崖州,著窮愁志,言牛僧孺將圖不軌,不意老臣為此言也。”
  “張十二病後詩一巻,頗得陶元亮體,然余觀古人為文,各自用其才耳。若用心專模倣一人,捨己徇人,未必貴也。”
  “張十二之文,波瀾有餘,而出入整理骨骼不足。秦七波瀾不及張,而出入徑健簡捷過之。要知二人後來,文士之冠冕也。”
  元祐間,公及蘇子容、劉貢父同在省中,二人各云:某輩少年所讀書,老而遺忘。公亦云:“然。”貢父云:“觀君為文,强記甚敏。”公辭焉。二人皆曰:“某等自少記憶書籍,不免抄節,而後稍不忘。觀君家昆仲,未嘗抄節,而下筆引據精切,乃真記得者也。”
  “賈誼、宋玉賦皆天成自然,張華鷦鷯賦亦佳妙。”
  “子瞻諸文,皆有竒氣。至《赤壁賦》髣髴屈原、宋玉之作,漢唐諸公皆莫及也。”
  公曰:“余少年苦不達為文之節度,讀《上林賦》如觀君子佩玉,冠冕還折揖讓音吐,皆中規矩,終日威儀,無不可觀。”
  公曰:“予少作文要使心如旋床,大事大圓成,小事小圓轉,每句如珠圓。”
  公曰:“凡為詩文,不必多古人,無許多也。”
  公曰:“余《黄樓賦》學《兩都》也,晚年來不作此工夫之文。”貢父嘗謂公所為訓詞曰:“君所作强扵令兄。”
  公曰:“申包胥哭秦庭一章,子瞻誦之,得為文之法。”
  公曰:“范蜀公少年儀矩,任真為文善腹藁,作賦場屋中,黙坐至日,晏無一語。及下筆頃刻而就,同試者笑之,范公遂魁成都。”
  公曰:“莊周養生一篇,誦之如龍行空,爪趾鱗翼,所及皆自合規矩,可謂竒文。”
  “唐儲光羲詩髙處似陶淵明,平處似王摩詰。”
  “歐公碑版,今世第一,集中怪竹辯乃甚無謂,非所以示後世。”
  “唐皇甫湜論朝廷文字,以燕許為宗,文竒則怪矣。”
  公曰:“李方叔文似唐蕭李,所以可喜,韓駒詩似儲光羲。”陳正叔引論語云:“南郊行事廻,不當哭溫公。”公曰:“古人但云哭則不歌,不曰歌則不哭,蓋朋友之故,何可預期。”公曰:“讀書須學為文,餘事作詩人耳。”
  公曰:“讀書百遍,經義自見。”族兄在廷,問公學文如何,曰:“前輩但看多做多而已。”
  區以别矣,如瓜芋之區。自反而縮,如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公曰:“去陳言,初學者事也。”
  公讀一江西臨川前輩集,曰:“胡為竊王介甫之説,以為己説。”
  公言:“吕吉甫、王子韶皆解三經并字説,介甫專行其説,兩人所作皆廢弗用,王、吕由此矛盾。”
  公曰:“文貴有謂,予少年聞人唱三臺,今尚記得云云。其詞至鄙俚,而傳者有謂也。”
  公讀由余事,曰:“女樂敗人,可以為戒。”
  公聞以螺鈿作茶器者,云“凡事要敦簡素,不然天罰。”
  公曰:“漢武帝所得人才,皆鷹犬馳驅之才,非以道致君者也。”
  公曰:“以伍員比管仲,猶鷹隼與鳯鸞。”
  王介甫用事,富鄭公罷政,過南京,謂張文定公曰:“不料其如此,亦嘗薦之。”文定操南音謂公曰:“富七獨不慙惶乎?”公問:“吾丈待之如何?”文定曰:“某則不然,初見其讀書,亦頗有意扵彼,既而同在試院,見其議論乖僻,自此疎之。”
  黄魯直盛稱梅聖俞詩不容口,公曰:“梅詩不逮君,魯直甚喜。”
  晁無咎作《東臯記》,公見之曰:“古人之文也。”
  姪孫元老呈所為文一巻,公曰:“似曽子固少年時文。”
  “陳恬題襄城北極觀鐡脚道人詩,詩似退之。”
  公大稱任象先之文,以為過其父德翁。
  徐蒙獻書,公曰:“甚佳,但波瀾不及李方叔。”
  公每語籀云:“聞吾言當記之勿忘,吾死無人為汝言此矣。”
  公曰:“莊周多是破執言,至道無如五千文。”
  公言:“班固諸叙,可以為作文法式。”
  公曰:“文郎作詩,髣髴追前人,畫墨竹過李康年遠矣。”
  或問公陳瑩中,公曰:“英俊人也,但喜用字説尚智。”
  公曰:“李太白詩過人,其平生所享,如浮花浪蘂。其詩云:羅幃舒卷似有人。開明月直入無心,可猜不可及。”
  公解詩,時年未二十,初出魚藻、兔罝等説,曽祖編札以為先儒所未喻。作《夏商周論》,纔年十有六,古人所未到。
  公讀《新經義》曰:“乾纒了濕纒,做殺也不好。”謂介甫曰:“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乃仲尼所謂聞者也。”
  公曰:“唐士大夫少知道,知道惟李習之。白樂天喜復性書三篇,嘗寫八漸偈于屏風。”
  易曰:“一隂一陽之謂道。”坡公以為隂陽未交,公以坡公所説為未允。公曰:“隂陽未交,元氣也,非道也。政如云一龍一蛇之謂道也,謂之龍亦可,謂之蛇亦可。”
  公曰:“張文定死而復蘇,自言所見地位清髙。又曰:吾得不做宰相氣力。”
  公論唐人開元燕許,云:“文氣不振,倔强其間。自韓退之一變復古,追還西漢之舊。”然在許昌觀《唐文粹》,稱其碑頌往往愛張蘇之作。又覽唐皇甫湜《持正諭業》云:“所譽燕許文極當,文竒則渉怪,施之朝廷,不須怪也。”蓋亦取燕許。
  公中嵗歸自江南,過宋,聞鐵龜山人善術數,邀至舟中問休咎。云:“此去十年如飛騰升進,前十年流落已過,然尚有十年流落也。”後皆如其言。
  曽祖母蜀國太夫人夢蛟龍伸臂而生公。(王子年《拾遺記》:“孔子當生之夜,二蒼龍亘天而下來附。”徴在之房,誠吉兆也。)
  籀年十有四,侍先祖潁昌,首尾九年,未嘗暫去。侍側見公終日燕坐之餘,或看書籍而已。世俗藥餌玩好,公漠然忘懐。一日,因為籀講莊子二三段,訖,公曰:“顔子簞瓢陋巷,我是謂矣。所聞可追記者若干語,傳諸筆墨,以示子孫。”
  公令籀作詩文五六年,後忽謂籀曰:“汝學來學去,透漏矣。”嘗與文氏家姑言之,亦如此。
  公謂籀曰:“蘇瓌訓頲,常令衣青布襦伏扵床下,出其頸受榎楚,汝今懶惰可乎?”
  馬公知節詩草一巻,公跋云:“馬公子元,臨事敢為,立朝敢言。以將家子得讀書之助,作詩蓋其餘事耳。蚤知成都,以抑强扶弱為蜀人所喜。然酷嗜圖畫,能第其高下。成都多古畫壁,每至其下,或終日不轉足。蜀中有髙士孫知微以畫得名,然實非畫師也,公欲見之而不可得。知微與夀寧院僧相善,嘗扵其閣上畫《惠遠送陸道士》、《藥山見李習之》二壁。僧宻以告公,公徑往從之。知微不得已擲筆而下,不復終畫,公不以為忤,禮之益厚。知微亦愧其意,作《蜀江出山圖》,伺其罷去,追至劔門贈之。蓋公之喜士如此。陽翟李君,方叔公之外玄孫也。以此詩相示,因記所聞扵後。辛巳季春丙寅,眉山蘇轍子由題(李名豸)。”
  潁昌吾祖書閤有厨三隻,春秋説一軸,解注以公榖,左氏其複巻末。後題“丙申嘉祐元年冬,寓居興國浴室東壁第二位,讀三傳。”次年夏辰,時坡公書名押字少年,親書此巻,壓積蠧簡中,未嘗開緘。籀偶開之,一一對擬。今黄門春秋集傳,悉皆有指定之説。想爾時與坡公同學,潜心稽考,老而著述大成,遺書具在,當以黄門集傳為證據。坡公晚嵗謂春秋傳皆古人未至,故附記之扵斯。大悲圜通閣記公偶為東坡作,坡云好箇意思,欲别作而卒用。公所著和陶詩擬古九首,亦坡代公作。
  范淳父雒中問公求論題,公以莊子“孝未足以言至仁”令范作,范論詆斥荘子。公曰:“曽閔匹夫之行,堯舜仁及四海。”
  公云:“王介甫解佛經三昧之語,用《字説》示關西僧法秀。秀曰:‘相公文章,村和尚不會。’介甫悻然。又問如何,秀曰:‘梵語三昧,此云正定。相公用華言解之,誤也。’”公謂坐客曰:“《字説》穿鑿儒書,亦如佛書矣。”
  公與闗西文長老相善,公晚年自政府謫官筠州,既而復責雷州,威命甚峻。時文老特來唁公,留宿所寓宅中。公被命即登轎出郭外,文老亦相隨去。歎曰:“克文處之,尚恐不能,公真大過人者。”
  東坡病殁于晉陵,伯逹叔仲歸許昌,生事蕭然。公篤愛天倫,曩嵗别業在浚都,鬻之九千数百緡,悉以助焉。囑勿輕用,時公方降三官,謫籍奪俸。
  公言:“吕微仲性闇,邊事河事皆乖戾,故子孫不達。”
  公言:“易云精義入神以致用,不是要説脱空。”
  崇寧丙戌十一月八日四皷,夢中及古菖蒲詩云:“一人得飽滿,餘人皆不悦。”之句,王介甫在側借觀,示之赧然,有愧恨之色。
  公言場屋之敝曰:“昔南省賦題官韻‘於’字,舉子程文云何以加‘於’其文中,選後詩韻有同者,或曰何以更加‘於’?大抵塲屋多此類也。”
  公言張文潜詩云:“龍驚漢武英雄射,山笑秦皇爛漫逰。晚節作詩,似稍失其精處。”
  公蚤嵗教授宛丘,或者屢以房中術自鬻扵前。公曰:“此必晚損止傳其養氣嗇神之法。”
  公言:“近世學問濡染陳俗却人,雖善士亦或不免。蓋不應鄉舉,無以干禄,但當謹擇師友,湔洗之也。”
  公讀易,謂人曰:“有合討論處甚多,但来理會。”籀輩弱齡駑怯,憚公嚴峻,不敢發問,今悔之無及。
  東坡遺文流傳海内,《中庸論》上、中、下篇,墓碑云:“公少年讀莊子,太息曰:吾昔有見扵中,口不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乃出《中庸論》,其言微妙,皆古人所未喻。今後集不載此三論,誠為闕典。
  公講《論語》至畏大人曰:“如文潞公亦須是加敬,所言當信重之,乃此意。”
  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東坡有人法兼用之説,公以為勅令不可不具。二公之論不同,坡外集有策題一首。
  公云《晉史》,唐賢房杜輩所作,議論可據。籀思之本朝《新唐書》,歐宋諸公一代賢傑,所作以文字浩慱,人不能該覽,惜哉!必有篤扵此學者。
  公語韓子蒼云:“學者觀儒書,至扵佛書,亦可多讀,知其器能也。”
  公妙齡舉方,聞見在朝,兩制諸公書云:“其學出扵孟子,而不可誣也。”有解説二十四章,老年作詩云:“近存八十一章注,從道老聃門下人。”蓋老而所造益妙,碌碌者莫測矣。
  公悟悦禪定,門人有以漁家傲祝生日及濟川者,以非其志也。乃賡和之:“七十餘年真一夢,朝来夀斝兒孫奉。憂患已空無復痛,心不動,此間自有千鈞重。蚤嵗文章供世用,中年禪味疑天縱。石塔成時無一縫,誰與共,人間天上隨它送。”
  箴眼醫王彦若在張文定公門下,坡公扵文定坐上,贈之詩。引喻證據博辯詳切髙深,後學讀之茫然。坡公敏扵著述如此,先祖屢云。
  坡撰富公碑以擬給予寇公,公稍不甚然之。作《德威堂銘》《居士集叙》,公極賞慨其文,咨嗟不已。
  公潁昌牡丹時,多作詩,前後數四,云:“潩上名園似洛濱,欲遣姚黄比玉真。”之句,又曰:“造物不違遺老意,一枝頗似雒人家。”稱道雒家慇懃不已,敬想富鄭公、文潞公、司馬溫公、范忠宣公,皆看花耆德,偉人也風流。追憶不逮,後生茫然爾。先祖蓋歎前哲云,或曰嵇康《廣陵散》,亦歎也。
  東坡求龍井辯才師塔碑扵黄門,書云:“兄自覺談佛不如弟。”今此文見《欒城後集》,又天竺海月塔碑,以坡與之逰,故銘云:“我不識師面,知其心中事。”儒者談佛,為坡公所取,兵火失其書翰。
  公言秦火後,漢叔孫通、賈誼、董仲舒諸人,以詩書禮樂彌縫其闕,西漢之文,後世莫能髣髴。今朝廷求魁偉之才,黜謬妄之學,可以追兩漢之餘漸,復三代之故後學,當體此説。

附錄:

    欒城遺言一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宋蘇籀撰,籀字仲滋,眉州人.轍之孫遲之子也,南渡後居婺州,官至監丞,籀年十餘嵗時,侍轍於潁昌,首尾九載,未嘗去側,因錄其所聞可追記者若干,語以示子孫,故曰遺言。中間辨論文章流别古今人是非得失,最爲詳晰,頗能見轍作文宗旨。其精言奥義,亦多足以啟發來學,惟籀私於其祖,每陰寓抑軾尊轍之意,似非轍之本心。又謂吕惠卿王安石之隙起於字說,及三經義核之史傳,亦非事實。至謂轍母夢蛟龍伸臂而生轍,引孔子生時二龍附徴在之房爲比又襍載轍崇寧丙戌夢見王介甫事尤爲失之誕妄特籀親承祖訓耳濡目染其可信者亦多究非影響比也(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雜家類)

    雙溪集十五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蘇籀撰籀有欒城遺言巳著錄考蘇黃二家並隸名元祐黨籍南渡以後黃氏雖承藉先澤頗見甄錄而家學殆失其傳惟其孫■〈田〉依附朱子之門得以挂名於語錄朱子於蘇氏兄弟攻擊如讐而於庭堅無貶詞■〈田〉之故也然■〈田〉之著作惟宋史藝文志載有復齋漫稿二卷世無其本文獻通考巳不著錄宋人亦無稱述者文章一道殆非所長惟籀以蘇轍之孫蘇遲之子尙有此一集傳世爲能不墮其家風獨是軾轍之爲偉人不僅以文章爲重其立身本末俱不愧古賢籀此集中乃有上秦檜二書及庚申年擬上宰相書皆極言和金之利所以歸美於檜者無所不至不免迎合干進之心又雜著中别有進取策一篇復力言攻劉豫以圖金前後議論自相矛盾葢皆揣摩時好以進說小人反覆有愧於乃祖實多轉不如黃■〈田〉之无咎无譽矣特其詩文雄快疎暢以詞華而論終爲尙有典型固亦未可遽廢焉蘇籕字仲兹遲長子為适後以祖蔭補官陕州儀曹掾任子諒薦入漕幕登朝為太府監丞将作監丞補外參議夔府逺不能赴改會稽請祠歸卒累官朝請大夫贈大中大夫少侍文定公講學以文學見知晁以道張加父洪玉父諸公然自處方嚴不苟合故仕止於此喜論事多著述今存雙溪集十五巻潁濵遺言一巻(四庫全書·史部·傳記類·總錄之屬·敬鄉錄卷七)

 

附录

苏籀与《双溪集》 □ 舒大刚 

    苏籀字仲兹,苏辙长孙,苏迟子,为苏适后。生于北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约卒于南宋孝宗隆兴二年(1164),享年七十四岁以上。籀一生历哲宗、徽宗、钦宗、高宗、孝宗五帝,经北宋、南宋巨大变革,特别是目睹北宋元祐党争、金人入侵,饱尝亡国破家之痛。他一身正好经历了赵宋王朝从极盛到衰微,从极衰又到中兴全过程。他又出自名门,身为文豪胄裔,擅长文章,丰于著述,是苏氏子孙两个有文集传世作者之一。一方面,他少承庭训,长于诗文,畅其议论,提出发人深省的对策和方略,受知于当代文人学士;另一方面,他因身经离乱、颠连,朝不保夕,为求生存,以图一试,连连向达官贵人上书求荐,表现出屈颜与媚骨,被诟于后世大人君子。曲曲折折,是是非非,孰与评说?功功过过,长长短短,谁与论定?更重要的是,苏籀身历元祐党人被打击、被迫害,又被重视、被青睐的变迁,经历了一个从高峰落向低谷,又从低谷突上高峰的大转变,大曲折,他的沉浮,他的起落,他的呻吟,正是南北宋之交政治急剧变化,政局急剧动荡的写照。从他的身世,从他的诗文,我们不难发现这一历史变革的某些原因,吸取在历史转型时期经邦治国的某些教训。 

一、曲折的经历,落寞的生涯 

    苏籀一生,随着赵宋政权的政治气候,大致可以分成四个时期:

    自元祐六年至元符三年(1100)凡十年,是其少年童稚,初尝荣辱之味时期。籀生于元祐初年,其时哲宗尚幼,宣仁垂帘,韩忠彦为相,召用忠谠,拔擢贤智,朝廷力矫元丰诸人过激改革之弊,朝运熙熙然称治。是时苏籀伯祖苏轼虽因事涉党争,内外不安,而籀之祖父苏辙却端居朝中,要据言路,自翰林学士,权吏部尚书,御史中丞,擢尚书右丞,进门下侍郎,三数年间位至副相,真是一路青云!此时,正是苏籀一至五岁,可谓生得其时,从小便在花团锦簇中倍享祖宗之荣。可是好景并不太长。在苏籀四岁时(元祐八年),宣仁后卒,哲宗亲政,绍述熙丰之政,元祐时期的得意之臣渐次被逐,苏轼出知定州。次年改元绍圣,苏辙罢门下侍郎,知汝州。既而苏轼贬英州、惠州,再迁儋州,苏辙贬袁州、筠州,再迁雷州。苏籀随父留居颍昌,与祖父苏辙南北隔绝者七年!七年之间,除叔父苏远随祖父南迁外,其生父及寄父皆留于颍昌,求田问舍,督农课租,为支撑全家百余口生活,保证迁人给养而劳心焦思。又兼朝廷党争日烈,元祐诸人屡申严谴,亲朋断交,故旧绝往,也让幼小的苏籀初尝世态炎凉之味。

    自建中靖国元年(1101)至政和二年(1112)凡十二年,是其侍祖颍昌,禀承祖训时期。元符三年哲宗卒,徽宗即位,欲新政体,改元“建中”。建中靖国元年,召还流人,苏轼、苏辙,一时北归。苏轼卒于归途,苏辙则回到颍昌,高卧颍滨,达十余年之久。这一期间,虽然崇宁大观间,徽宗朝仍走哲宗老路,打击元祐党人,不让元祐子弟在京为官。但是,赵宋宽待士大夫的家法犹存,虽是流人祠官,倒也生活优裕。是时,苏辙三子迟、适、远及苏轼三子迈、迨、过及其家属,皆居颍昌,“无官一身轻,有子便知足”,两大家庭的聚居,反倒促成了阖家团圆的天伦之乐。特别是,此后十二年间,苏辙绝想断念,不问世事,闭门复理旧学,降帐督课子孙,苏籀等人随侍左右,未尝去侧,成就了他幼承祖训,绍继箕裘的一段美事。如果说,苏籀在幼年时代因家道隔阻,教育有所忽略的话,那么这十余年,则因祖父的家居,弥补了这一遗憾。后来苏籀在《栾城遗言》中,深切地回忆了这一段令人难忘的生活:“籀年十有四,侍先祖颍昌,首尾九年,未尝暂去侍侧。”(《栾城遗言》)他跟从祖父学《春秋》,习《诗》、《礼》,讲《论语》,明《孟子》,研《古史》,还兼习《老》《庄》、佛乘,诸子百家,随着祖父那深沉的哲思,遨游于玄妙的智慧王国。苏籀后来为官南宋,向皇帝特别推崇《春秋》,就深深受到苏辙的影响。至于他在向高宗对策后,受到皇帝“深明经术”的好评,更是此间接受祖父系统教育的结果。祖父还教他为文作诗,在今存《双溪集》中我们还常可读到《次韵大父晒麦》、《大父令赋旧扇》、《大父令赋捕鱼》等篇章,无疑是使苏籀获得“诗文雄快疏畅”、“尚有典型”之誉的根本原因。

    自政和三年至绍兴二年(1132)凡二十年,是其初涉仕途,饱尝离乱之苦时期。政和二年十月,苏籀祖父苏辙卒,元祐臣僚的最后一株大树倒下了。苏籀全家陷入悲痛之中,但也给籀等带来了仕进机会,那便是党禁渐开,苏籀及其弟苏简皆因祖父之恩荫,被任命为假承务郎,获得了仕进。大约在政和四年,苏籀官陕州仪曹掾。陕州即今河南陕县,仪曹掾为州府僚佐,掌书刑律,籀后来《上李丞相书》谓“昔日乘平书狱,颂法律者三年”(《双溪集》卷八,下引只注卷次),即指此而言。仪曹掾虽是小官,有“青衫百僚底”的委曲。但是,陕州却是历史名城,号称“石牛城”。又兼有范机宜、王机宜等友人同僚共事,他们共组“仇池诗社”,彼此唱和。山川登览,诗社吟哦,虽秩卑而寒酸,却咏唱以留连。宣和初年,蜀人任谅为陕西转运副使,荐苏籀入幕。关中富庶,公务轻闲,籀得以游骊山,浴汤泉,过蓝田,吊辋川,临清渭楼,吊古题咏,倜傥风流,亦不减乃伯乃祖当年。可是,此时赵宋王朝因连连党争,群小狂舞,元气大丧,朝廷已无可倚之人,边鄙已无可用之兵,在新与崛起的金人面前,北宋政权土崩瓦解了。大敌当前,朝庭方“除元祐学术党籍之禁”,但江河日下的赵家天下,已不能给元祐子弟带来多少实惠了。靖康元年,徽钦二宗被俘,中原沦陷,苏氏子孙或沦为金朝臣民,或背井离乡,四散流亡。苏籀则自关陕而下荆襄,在汉水长江流域避难。此间,籀游武昌,览九曲亭,过黄岗,吊东坡,访古伤今,感慨良多。他深为“东坡居士五年久,直主未遽求盐梅”而惋惜,深信“方今九原如可作,足使四海无凋摧”。(《游寒溪次醅字韵,题九曲亭》)然而九原已绝不可作了,只留得“天下书生”无限哀思而已。不仅如此,荆襄也不是安全之地,战火又烧到汉江边上,苏籀遂顺江而下,到达了伯父(也是生父)苏迟的为官之地婺州,并定居于斯,以至终老。建炎年间和绍兴初年,苏籀在福州为官,初为管库,继升参军,又经历了福建民范汝为之乱,目睹官逼民反、武备松弛的事实,曾激起他的一些忧虑,并曲折地反映在他的诗文和奏表之中。

    自绍兴三年入朝为大宗正丞至卒,凡三十年,籀历任太府寺丞、将作临丞,又曾补外为衢州通判、绍兴府参议,都未能摆脱为人副手、仰人鼻息的状态,而更多的时间则是领祠清居,在家赋闲。他没有能那怕是作个县令,做一回小小主人的机会,当然在政绩上就谈不上有所建树。但他并未灰心世事,忘记国仇家恨。他著《杂著》八篇,讽《  风》,析《民情》,进《进取》,论《将才》,明《刑礼》,商《鉴裁》,究《任将》,谈《知人》,对世风民情,朝庭大政,知人用士,都提出了系统见解。还利用面圣和上书机会,论《和战》,讲《时务》,主《务农》,甚至对重修《五经正义》、《论取士专优春秋三传》等关于教育和选举之事,他也注意到了。当然也曾赢得君王的赞赏,时相的青睐,获得转秩迁资,可最终都未获大用其才。为了引起重视,求得操刀一割的机会,苏籀上书陈辞,乞禄干进,有时不免揣摩时好,称美奸人,更不应该的是,在其堂兄苏符因反对和议,开罪秦桧,被贬秩左迁之时,苏籀却因谀颂奏桧,获得迁升,一副屈颜媚骨之相,不免有损乃祖风骨。

    苏籀卒年不详,晚领祠居婺州。他晚年对朝廷诸人进退,例有贺表,其最后一章,乃贺陈康伯以少保、左仆射判绍兴府事,据《宋史·宰辅年表》在隆兴二年;又作巩庭芝挽诗(卷五),巩隆兴二年卒。(见《宋元学案补遗》卷二十引《武义县志》)此后不见其诗文,可能籀亦卒于当年。 

二、明哲之后,必有达人

     苏籀著有《双溪集》十五卷、《栾城遗言》一卷,皆传于世。三苏子孙,唯苏过(《斜川集》)、苏籀集传世,这时值得庆幸的。《四库全书总目·双溪集提要》说:“考苏、黄二家并隶名元祐党籍,南渡以后,黄氏虽承藉先泽,颇见甄录,而家学殆失其传。惟其孙依附朱子之门,得以挂名《语录》。朱子于苏氏兄弟攻击如仇,而于庭坚无贬词,当之故也。然之著作,惟《宋史·艺文志》载有《复斋漫稿》二卷,世无其本。《文献通考》已不著录,宋人亦无称述者,文章一道,殆非所长。惟籀有此一集传世,能为不坠其家风。”《双溪集》开编一诗《次韵大父晒麦》,用《栾城三集》卷四《外孙文九伏中晒麦》韵,盖作于政和二年盛暑之中,为籀现存最早作品。末一篇《巩采若求厥父令尹德秀挽诗》,德秀名庭芝,卒于隆兴二年,为籀最晚之作。可见《双溪集》是苏籀一生诗文合编。因晚年居婺州兰溪,有双溪左右缭绕,时时临游,尝作《临双溪一首》,晚裒其诗文遂题名《双溪集》。

    《双溪集》与《栾城遗言》最早于淳熙六年由其子诩刊于筠州任上(苏诩《双溪集后跋》),《宋史·艺文志四》:“苏籀《遗言》一卷。”《艺文志七》:“苏籀《双溪集》十五卷。”后之目录书多予著录。今分别收入《四库全书》、《粤雅堂丛书》、《三苏大全集》、《丛书集成》等丛书中。《双溪集》共十五卷,古律五卷,赋、表、书、札子、杂著各为一卷,疏、记、题跋合为一卷,启三卷,辞、颂、青词、祝文、祭文、墓志铭合为一卷,全书约二十万字左右。同体诗文,皆按时代先后编排,观苏诩所述籀“南渡侍伯祖侍郎居婺州近三十载,裒其平昔所述古律论撰为十五卷,目曰《双溪集》”云云,则本集之编,乃出于籀晚年亲手。但《双溪集》外尚有遗篇,一九七二年六月河南郏县三苏坟出土苏适及其妻黄氏墓志铭,其《宋故孺黄氏墓志铭》,即由苏籀所撰,今已不见于集,说明苏籀编定时已经过一番选择。但与苏过《斜川集》佚而复辑相比,《双溪集》尚有完书传世,到底幸运得多。

    前人关于《双溪集》的评价,多以其文彩和《上秦桧书》定其褒贬,如《四库提要》曰:“籀此集中乃有《上秦桧》二书及《庚申拟上宰相书》,皆极言和金之利,所以归美于桧者无所不至,不免迎合干进之心。又《亲著》中别有《进取策》一篇,复言攻刘豫以图金。前后议论,自相矛盾,盖皆揣摩时好以进说,小人反覆,有愧乃祖实多。”又曰:“特其诗文雄快疏畅,以词华而论,终为尚有典型,固亦未可遽废焉。”认为《双溪集》歌颂权奸,主张和议,内容毫无可取;只是诗文词华,具有典型,可以保存。清张道《苏亭诗话》卷二《故事类》上:“子由孙籀,(略)又再上秦桧书,献谀干进,殊隳家声矣。”伍崇曜《刊双溪集跋》:“是书《四库提要》已著录,议其上秦桧二节及《庚申年拟上宰相书》极言和金之利,所以归美于桧者无所不至,固深中其失。明德之后,必有达人,而欲其克绳祖武,风节、文章两无所愧,亦綦难矣。”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二十二甚至说:“即籀之文章以考其生平,知其为人熏心富贵,惟利是视,故献媚权奸,求为卖国牙郎而不可得,此苏氏之不肖之孙,虽有文集传世,曾何足道!”必欲毁其集而火其书。

    评价历史人物,本不能以其一时一事、只言片语,定其是非。更不能不分先后,一概而论,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对于苏籀诗文,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籀擅长文辞,古有定论,《栾城遗言》载其祖父语:“公令籀作诗文,五六年后,忽谓籀曰:汝作来作去,透漏矣。与文氏家姑言之,亦如是。”元吴师道《敬乡录》谓其“少以文学见知晁以道、张嘉父、洪玉父诸人。”今读其诗文,凝重典雅,议论风发,有似乃祖,《四库提要》所谓“雄快疏畅”,“尚有典型”,是有依据的。

    至于《提要》斥其“前后议论,自相矛盾”,则是误将上桧书和《杂著》著作时间颠倒所致。曾枣庄先生《三苏后代考略》指出:“《进取策》作于金废刘豫之前:而上秦桧、时宰书则作于南北对峙局面已成,金废刘豫之后。时移势易,观点随之有变化,恐不能说是‘自相矛盾’,‘小人反复’。”所论甚是。今按,籀上秦桧三书,《双溪集》编在卷八,《杂著》八篇则编在卷十,馆臣误以《杂著》后出,故有是说。今考《杂著》虽未明标作年,但据其所称,仍可考见。《进取》篇云:“刘豫不度吾强弱,去冬悉兵犯顺,吾边吏击之,如振落拉枯。金人未暇救之也。”据《宋史·高宗纪五》事在绍兴六年九、十月间。又曰:“朝廷枕戈寝甲,忍诟蓄愤,十祀于兹。”自建炎元年至绍兴六年亦已十年。《刑礼》篇又称“恭维徽宗皇帝尝敕修《五礼新仪》”,称其庙号,徽宗卒于七年九月,遥尊徽宗,《杂著》即写在此后。而《上秦丞相第一书》(卷八)作于秦桧再相之后,为绍兴八年三月。其时,金人已废刘豫,南渡诸人普遍认为金人不会久留中原,宜以和疲其志,确实是“时移世易”导致苏籀前后议论不同。

    正是“时移世易”,造成苏籀前后议论迥异。在这之前,苏籀论事尚多可取,主“以战去战,用武之时”,有积极备战的思想。细绎《杂著》八篇,其《  风》则批评苟且偷情,认为“治理之要,任人举事则天下治,其功在勉之而已”;批评“以其人之难知,功之难就也,一切废绝,间有一二有志者,皆指为生事,目为妄作,厌恶而斥遣之。是唱天下之  风。婾者,浅薄浮懦,苟且委靡之谓也。”其《民情》则提倡察民情审国势,曰:“传曰:人情者,圣王之田也。盖治国治军无出此焉。”主张“今之长国家者”要“以开济为心,兴衰为意,民心固宜辑焉”;“至于天下之理势,愿以天下观之,无拒逆耳,无厌多算,无执偏见,使有作有为者毕效于前,英杰者不容缄默。奖王室,拔神州,可以无悔矣而有裕矣。”《进取》则力主抗战,认为“国步未廓,阻江保淮,鸾旗亲驻,西向中原。天下有志之士宜日夜焦思苦心,求所以制胜克敌之策,以助朝庭。”又曰:“朝廷枕戈寝甲,忍诟蓄愤,十祀于兹。二圣之耻未雪,百世之责未塞,谓金方强。呜呼,使金割据如石勒、魏太武,当且以中国委之,今金人无居于中国之理,徒使小丑(刘豫)滔天,何可置也?王师乘便(略),数道并攻,连舻济江,救民于水火之中”云云。其《论将》谓“方今以战止战,用武之时”,故当重视驭将,以为“举动当则奸人帖妥,无以藉口;佐贰贤则蘖牙其间,逆节不行;恩威肃则浑然悦服,无从为非;形势安则凶党孤单,不敢妄动。如是制驭则善矣。才宏者可以使之不敢骄,任重者可以使之不致疑。功成事遂,朝廷安枕而无忧,至于异日无失策焉,诚由其道故也。”《刑礼》主“治要必隆于礼而矜于刑”,指出“古人之知者,以省刑为本,今之知法者以不失有罪,抑末矣。先王要在人法兼用”,“任人任法,两者阙一不可。”《鉴裁》篇谓“人之难知,江海不足以喻其深,山谷不足以喻其险,浮云不足以喻其变”,“长国家者,博取而慎择,不可忽也。”其《任将》则重申重武主战之说:“御天下弗可忘外虞,谓其战克守固。”《知人》篇则讲“用得其人则治定,用非其人则危殆”之理。涉及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用人、吏制,持论平实,态度积极,其中不乏可取之处。自然不能因其后来有议和之语而加以忽视,甚至以“前后异论,自相矛盾”与其“和议论”一概骂倒。

    至绍兴八年三月秦桧再相之后,宋金和议时局已成,苏籀的议论有了明显转变,亦即从当初主张积极抗战转入歌颂议和。其上秦桧三书,就是这一主张的突出表现,其中曲言和议之便,归美秦桧之功,至有不堪卒读之处。但是,这或许是他志欲求进的委屈之言,并不是他对时局的真正主张。绍兴十一年籀入朝陛见,有《面对论和战札子》(卷九),即提出“时攻而攻,时赂而赂”,“不废两途,随事慎用”之说。并不是主张无条件的议和,更反对屈膝投降。认为当时形势,“和愈于战”,但“天下难平,忘战则危”。主张“其当战也,揆江山夷险之势,持重示弱,养威待衅,然后趋三捷之利,保万全而奋,暂劳永逸,贵谋贱战,以节制辑睦之众,据险乘便,决机取胜。近日川陕、顺昌、柘皋,殄歼丑类,如举鸿毛。夫或驱除边寇,或致币穹庐,陛下卜之于天命,参之以人事,天诱戎酋之衷,知难而退,翕然更始,厌处中原,思归窠穴。陛下此际,熟复长虑,合天下之耳目而察之,岂无最远之见闻?历古今成败而推之,岂无最长之方略。时攻而攻,时赂而赂,文皇之雪耻非难,高帝之大度何怯。不废两途,随事慎用之。战而非穷武拿祸,豺狼之群,骇而远遁;赂而非偷安目前,毡毳之性,薰然驯服。”虽以议和为基调,但也不忘战备,伺机恢复,这与秦桧以卖国为目的的议和有本质区别。进而籀又提出治天下之策:“深念夫兴王要略,岂不曰修政令,肃纪纲,理财用,洽恩信,精士卒,练将帅,饬守御七者。”在内政、理财、民心、兵卒、将帅、守御一系列问题上,采取积极措施,这实是以议和为名,行积极备战之实。绍兴十二年,籀又作《时务札子》,提出“以渐制敌”思想(卷九),他痛感“然今日所欲,未悉谐允如先王者,诚文教有余,师律未甚竞”,缺乏汉高祖制胜克敌的良将谋臣:“使授钺非韩(信)、彭(越),则敌无所忌;衔命非陈(平)郦(食其)候(生)随(何),则请求何获。”认为要改变这一状况,一方面“要当精推将臣,慎行人之选”,在作战将帅和出使使节上精选慎择,以不辱使命。一方面“不爱金币,以结五利”,用金钱迎得和平环境。另一方面“庙堂计虑彌綸,坐以待旦”,加以庙堂定计,伺机而动,则“萧(何)张(良)功名垂成矣”。在本札中,籀提出“战之赂之,相时而动,不可偏徇”的策略,而立足点则是注重选将,以实力挫败对手:“若夫留意拣求天下廉耻必胜之将,则强寇破胆,今世知兵者,岂无遗才乎。”为此,苏籀专门有《论收用武略之士札子》:“愚窃见近世,干戈之际,武力常恨不振,今虽平康,岂遽弛焉。”以为“文武二柄,未尝偏用。天生五材,缺一不可。《书》曰:‘帝德广达,乃武乃文。’”提醒统治者“天下之事,莫难于用兵,中国文明冠带之俗,士娴习于辞艺,不足者武也。”指出“今之宿将,例各休老。后辈威名,著者几人,勇智可用之辈,偶失于甄录,或沉埋军中,嫉于骄将,或汨于贱远,无以自达;或独犯文法……”十分不利于武略之士的识拔。因而要求:“莫若明诏在朝公卿,置籍甄品,时加召擢。绝出伦类,如祖宗时郭进、李汉超,削平之后曹玮、李允则、种世衡之流,奇略高才,不易得矣。”(卷九)做到将士必精,野无遗才。可见,苏籀的主“和”,无异于以“和”为手段,争取国际和平,以便发展自己,壮大自己,最终战胜敌人。议和不过是在新形势下进行国际斗争的策略而已。

    不考察其“前后异论”的原因和背景,不分析其“和”议的主旨,便因形式上附和秦桧,而深恶痛绝之,就说他“献媚权奸,求为卖国牙郎”,是不可取的。 

三、干位求进,有愧乃祖

     然而,前人指斥苏籀“献谀干进,殊隳家声”(张道语),“熏心富贵,惟利是视”(余嘉锡语),考诸本集,苏籀确实难辞其咎。文章归文章,属于技艺范畴;主张归主张,属于思想范畴;而风骨归风骨,属于道德范畴。苏籀文章可观,主张可取,不等于必然风格朗朗,铁骨铮铮。在对待利禄,对待进退上,苏籀实有愧乃祖。

观其文集,为了进取,苏籀历干达贵,遍求当道,一副摇尾乞怜之貌。识与不识,知与不知,只要认为必要,苏籀都会找机会上书颂美求荐。他在京师之时,朝庭公卿宰执,凡有任命,苏籀照例要上书称贺,“拜伏下风”。其居婺州,地方易守,长官莅临,苏籀也是照例撰著迎表,乞求庇护。而所贺之人,不管贤与不贤,忠与不忠,他都照例歌颂美化,不遗余力。有时为了讨得对方欢心,甚至不惜桀犬吠尧,为虎作伥。比如他《上门下侍郎书》(卷八):称颂颜岐“亚圣之裔孙,深得凫绎先生之文章风流”(亚圣,此指颜回。凫绎先生,颜太初字。岐为太初孙,颜复子)。就是这个颜岐,建炎初力攻主战派李纲,诬叶梦得(而籀又曾《上书户部尚书》叶梦得求知);为门下侍郎,经苗、刘之乱,一味顺成逆贼,于宋非忠臣,于渊非哲嗣,苏籀却极力推崇,极尽美化之能事。书中又言:“历数前后乱吾邦家者,大概皆鴃舌之相也。譬如蛇虿蝗蜮,遗类余种,必为巨害。仲尼作《春秋》,吴越未尝称人,荆舒咸在斥罚。今奈何不循覆车之戒,用闽蜒为相乎?前此维扬祸变,一薛居州齐言,不胜楚人之咻,一屈原独醒,未解众人之醉。忠言至计,蔽于悍夫之当轴,刚狠怙权之所致,阁下政坐忧人之忧耳。事之不如尊意者,十常八九。可想见也。甚矣,世俗之难悟也。”所谓“用闽蜒为相”,宋以福建人为相,前有吕惠卿(泉州晋江)、章惇(建州浦城)、蔡京(兴化仙游),后有李纲。籀书称“今”,所指即李纲。纲祖籍邵州(在今福建),其祖始徙无锡,故谓之“遗类余种”。据《宋史·李纲传上》:“高宗即位,拜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趋赴阙。中丞颜岐奏曰:‘张邦昌为金人所喜,虽已为三公、郡王,宜更加同平章事,增重其礼;李纲为金人所恶,虽已命相,宜及其未至罢之。’章五上,上曰:‘如联之立,恐亦非金我所喜。’岐语塞而退。岐犹遣其人封其章示纲,觊以沮其来。(略)岐与祠。”所言“维扬祸变”,即建炎三年,高宗在扬州,为金人所破,南逃渡江,“罪李纲以谢金人”,“金人焚扬州”而去。李纲虽多大言无当之处,然较之颜岐一意屈辱主和,优劣之际,不犹天壤之别乎!而苏籀为了求取颜岐欢心,竟然如此不顾事实,不讲公道,美颜污李,无所不用其极!可是,两年后,苏籀和李纲俱官福州,李纲有复用迹象,苏籀又有《上李丞相书》、和李丞相诗,吹捧粉饰,不遗余力!同是一个李纲,其先斥之为“南蛮”“鴃舌之相”,是乱邦家的罪魁;其后又称之为“大人”,“如斗如岳”、“镇服四夷”。我们甚至怀疑,这是不是出于同一个苏籀之口!由此推之,苏籀为了取悦权倾人主的秦桧,又有何事不可“归美”的呢?

    在这一点上,与其堂兄苏符相比,苏籀就逊色多了。绍兴七年,高宗欲以苏符充王伦副使出使金国,告和议,苏符坚决不同意,并在高宗面前直言“今日屈己之事,陛下以为可,士大夫不以为可,民庶不以为可,军民不以为可”;在苏符犯颜直谏之时,苏籀却在草拟迎合秦桧的主和书。十二年二月,苏符不附秦桧,以议礼不合,罢吏部尚书(同罢者尚有苏籍,见《系年要录》卷一四四),而苏籀却因秦桧提携,转官朝奉郎(籀《谢转朝奉郎表》),感激涕零地叩谢“太师公相”。绍兴十三年二月,苏符除知遂宁府不赴,忤秦桧(《系年要录》卷一四八)遣还蜀,籀却得转朝散郎(籀《谢转朝散郎和笺》)。一进一退,对比何等鲜明!籀之与符,同出一门,何薰莸之同器乃尔。

    除了因利禄干进之心促使苏籀上书美化秦桧外,还与籀晚年交结的一位朋友有关,这位朋友就是臭名昭著的王次翁!王次翁字庆曾,济南人。绍兴初落拓下走,流寓婺州,与苏籀为邻。后被秦桧收用,居言路,到宰相。他与秦桧结党,助桀为虐,秦桧挤走赵鼎,冤杀岳飞,皆此公之力。绍兴十年,王升任御史中丞,籀有《贺王中丞启》:“不鄙蓬蒿而徒眷,罔憎管库以移交。”“朴遬小吏,偃伏下风。曾何毫末之裨,每借江河之润。叨尘选取,出自称知。误沾周行,方依奖诱。”(卷一三)似乎苏籀在福建作管库官,曾得王推荐和移交。籀又有《笺交代王中丞》“画图莫逆,邑里素交;岂意睽携,复叨更代。强宝婺衰慵之迹,登稽山佐谋之司。”所谓“邑里素交”即与次翁同居婺州。稽山,会稽山,在绍兴。苏籀为绍兴府参议,似亦王次翁推荐并移交。由于有这层关系,苏籀自然就与秦桧结上了头,因此惹得不清不静了,此亦“近墨者黑”之效。

    当然,苏籀归美秦桧,也与初时秦桧卖国贼真面目暴露不充分有关。籀晚年有《鉴裁一乎》,谓“乔公评老瞒,谪仙奇郭令;远视数十载,伟欤真圣旨”;“凡才慁世间,鉴裁惟其证。大奸初难辨,明者独深省。若人与斯评,厥重如钟鼎”;“掩卷坐前轩,老眼安敢瞑?”(卷一)深悔不能卓识远见,早破其奸。又尝赋《南园》诗云:“花骢油壁隐轻重,消却冰山不复来。坟土未乾为馁鬼,园花虽好为谁开。”寓权势不可长倚恃,荣华过眼成烟灰之理。想其晚年,也许会为自己当年希进干取的可鄙行径内疚吧。 

    苏籀作为一代文豪之后,具有优秀的文学才华,这是从古至今人们所公认的。可是他所具有的比较高超的政治见解,却因其归美秦桧和行为而被人忽略,甚至被人诬惘。我们认为,苏籀在利禄之欲驱使下,颂美秦桧,希望得到大权在握的秦桧重用,以便进入仕途,这在气节上固然难与他的两位堂兄弟、苏轼后裔苏符和苏籍相比。但是我们应将其不同历史时期的言行区别对待,历史地、客观地看待问题,才不致于因人废言,而埋没其本有的嘉言谠论。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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