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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字疗饥

 
 
 

日志

 
 

王安石的「三鹿」  

2011-11-09 16:19:11|  分类: 《什边地》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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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千年以来,对于王安石变法的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对王安石本人的评价也一直有争议。当时保守派的代表司马光说过:「人言安石奸佞,则毁之太过,但不晓事又执拗耳。」张安道则用孔子杀少正卯的理由「言伪而辨,行僻而坚」,来说王安石「必乱天下」。要改变人们的因循守旧的习惯,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过分的执拗,过分地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而与天下争利,则更容易树立广泛的对立面,乃至引发不同政见者逆反的意气用事。

王安石写过一部《字说》,张文潜和张安道谈到王安石「不晓事」的时候,张安道说:你只要去看《字说》就明白了。张文潜反驳道:《字说》也不过二三分不合人意。张安道:「若然,则足下亦有七八分不晓事矣。」《字说》中确有穿凿附会之处,苏东坡就跟他开玩笑地指出过:「鸠字以『九』从鸟,亦有证据。《诗》曰:『鸬鸠在桑,其子七兮』;和爹和娘,恰是九个。」还说:「三鹿为麤,麤不及牛。三牛为犇,犇不及鹿。谓宜三牛为麤,三鹿为犇。」即便如此,《宋史·王安石传》说此书:「一时学者无敢不传习,主司纯用以取士,士英得自各一说,先儒传注一切废而不用。」而随着以后变法的失败,用行政的力量推行的此书最终被社会所捐弃,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也正如唐人《云仙杂志》所引:「袁利见为性顽犷,方棠谓袁生已封『三鹿郡公』」,三鹿成一「麤」字,也就是「粗」的异体字。王安石的「不晓事」,以及变法的失败,很大程度就是失之于这个「麤」字上。

王安石想改变宋朝日益走向积贫积弱的态势,要通过变法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本意是十分积极的。而且在对文化的审视上,他也已经在某种程度上看到了儒家学圣人,而使圣人不可及,从尧舜传到禹、汤、文、武、周公,到孔子,孔子以后,「圣人」就断了种的现实,以及「以人为师」,而不是「以理为师」禁锢了思想,从而成了造成了社会停滞不前的实质。振聋发聩地提出了「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改革理论。在变法的具体方法上,很多也已经在他任鄞县知事,和以后的实践中得到过检验的。

然而任何事业有了好的指导思想以后,最重要的还是执行政策的人才。而王安石的用人政策是:「方法行之初,旧时人不肯向前,因用一切有才力者,候法行已成,即逐之,却用老成者守之。」结果弄得「所遣新法使者,多刻薄小人,急于功利,遂至决河为田,坏人坟墓室庐膏腴之地,不可胜纪。青苗虽取二分之利,民请纳之费,至十之七八。又公吏冒民,新旧相因,其弊益繁。保甲、保马尤有害,天下骚然不得休息。」这些人都给变法注入了致命的「有害物质」,使变法走了样,加之另一个战线拉得太长的弊病,一铺开就难以收拾了,结果和王韶、刘彝等人相继对「四夷」的用兵一样,只弄得一个一败涂地的下场。

王安石刚参政就粗暴地「视庙堂如无人」,还「一旦行新法,怒目诸公,曰:『此辈坐不读书!』」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很大程度上就失之于粗,只以为得到了年轻皇帝的支持就万事大吉了,而不知道皇帝也是摇摆不定,靠不住的。他也没能去作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让苏轼那样起初不理解而反对变法的人接受变法的理念,以便得到多方面的支持;对执行政策的人也不甚要求寻求共识,只要求他们听话,结果,这些新锐们把精力花在了巩固似乎是偶然得到的地位上,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而使内部发生了分裂。而如此广泛深刻的变法,也广泛地牵涉到社会利益的再分配,如何面对必然遭到那么多利益相关人的这个强大对立面,他没有采取分步渐进的办法,也没有细腻而有效的对策。终于将二三分不合人意,遗憾地扩大到了致使改革大业的失败。

原载香港《文汇报》 2008年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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